[摘要] 作为生产经营机构，注重经济效益和成本控制，当然无可厚非，但如果飘红的业绩掩盖的，竟是女性生育权被剥夺、被控制的无奈，那么，用人单位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合法性基础，失去了员工的向心力与凝聚力，一个缺乏人性关怀的机构，何谈更好发展?
作为生产经营机构，注重经济效益和成本控制，当然无可厚非，但如果飘红的业绩掩盖的，竟是女性生育权被剥夺、被控制的无奈，那么，用人单位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合法性基础，失去了员工的向心力与凝聚力，一个缺乏人性关怀的机构，何谈更好发展?
随着“全面二孩”政策落地，波“二孩潮”开始显现。许多夫妻在“生与不生”中纠结，用人单位更为“二孩”扎堆焦虑。面对日渐高涨的“二孩”生育意愿，佛山有学校要求，有生育计划的女教师提前半年报备。
原本，何时生孩子，完全是夫妻私事，由不得他人指手画脚。但是，饱满的理想往往遭遇骨感的现实，“一个萝卜一个坑”的职场生态里，用人单位也不得不基于二孩来袭的预期，作出既合乎情理又不悖离法律的应对与改变。
相比一些地方“排队怀孕”的荒诞规定，佛山某些学校的做法，虽有探视教师私域之嫌，毕竟还未突破道德与法律的底线，政协委员“建立退休教师人才库”的建言，也不乏可取之处。可相对宁静的校门之外，依然有许多用人单位，他们又该怎么办?
有人拿出国外鼓励生育的经验，建言民众的部分生育成本由社会化来化解，以减免税收、财政补贴等形式，由公众财政弥补用人单位的额外成本;还有人呼吁，专门出台反就业歧视法，严打就业歧视、严防职场歧视，保障女性就业和生育的权利。
类似呼吁与建言，逐渐成为社会共识。诚然，政府并非完全无力承担民众的部分生育成本，相关法律在保障女性权利等方面也大有可为。但是，任何一项公共政策、法律文本的出炉，无不需经年累月的论证、考量，怀孕生子却是一件等不起的事，等一切尘埃落定，再来应对“二孩”，谁耗得起?
任何一家用人单位，都是社会中的一环。既然一部分生育成本应该由社会化解已经成为共识，用人单位又有什么理由坐等政策的红利、法律的戒尺?
作为生产经营机构，注重经济效益和成本控制，当然无可厚非，但如果飘红的业绩掩盖的，竟是女性生育权被剥夺、被控制的无奈，那么，用人单位从一开始便失去了合法性基础，失去了员工的向心力与凝聚力，一个缺乏人性关怀的机构，何谈更好发展?
姑且不论终成效几何，佛山一些学校的做法，总算在不触及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的基点上，尽可能应对“二孩潮”。对于那些同样女员工扎堆的用人单位而言，与其坐等甚至抵触，还不如因应社会大势、顺应员工意愿作出改变，体现人情味，彰显责任感。
这样的改变，意味着用人单位内部治理和成本结构的调整乃至改变。它可以是生育意愿的摸底调查，可以是工作分工的未雨绸缪，可以是员工之间的包容理解，还可以是经营成本的空间预留。无论怎样改变，都请不要忘记，每个员工都是生动而具体的人，不是流水线上的劳动工具，她们的自由和权利，不容践踏。
“全面二孩”必将引发社会结构的改变。孩子不是社会的负担，每个孩子未来创造的价值，也将为社会共享。生育成本的压力，有待公共政策红利的逐步释放，但同样社会化生存的用人单位乃至个人，也应做出力所能及的应对。面对波“二孩潮”，我们准备好了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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